唐晓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

地理这门学问在人类知识体系中起源甚早，其近代以来的变化也甚大。地上的山川格局依旧，而古今地理学的论说体系却各为一套，相差悬殊，原因在于古人、今人的思想方法各异，论说的内容也不尽为山川格局，还要有人文一端，即所谓人文地理。另外，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古今谈地理者所要达到的认识目标，更是不同，孔子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今人在考察山川时，断不会有孔子的想法，今天自然地理学家要的是“自然规律”。中国古代无“规律”一词，但有道，有法，有统，这些东西在中国古代丰富的地理思想中大都存在，既用于自然也用于人文，表达的是一件共通一致的道理，其实就是“道统”。所谓地理的道统，就是一个和谐稳定、有等级秩序的“溥天之下”。

在“溥天之下”，事物繁复众多，地理之学就是要将它们“理”出一个秩序来。翻开今天的地理教科书，从气候带开始，到地形单元、土壤水文、植被分布、城镇体系、人口密度、交通网络等等，对地上之物凡“重要者”统统按照一定次序历数一遍，其间还要揭示“其所以然”的内在规律。这是今天地理学的思想体系与主要内容，其表述、论证的总目标是一个由“自然科学规律”与“社会科学规律”所支配的地球表面。

但翻开古代的地理书一看，虽然大致也有山川、土壤、泽薮、郡县、人口等事项，但次序，即“理”地的方式，却另是一样。比如讲山泽水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在属性上“凡地形，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谿谷为牝。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1]。如此一番讲述，今天的地理学家定斥其为胡言乱语，但古人却深以为是，所以代代翻刻，习诵者甚多。从学科史的角度讲，古人的这一套地理，绝不是一堆胡乱的次序，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座古代意识形态的构架，包含着古人头脑中颠扑不破的“天经地义”，古代的地理讲述，无不以此为准。地理讲述，反映人们的天下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今大多数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尚未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地理之学不是一门对“客观”世界做忠实记录的学问。在思想家那里，它是人们天下观、宇宙观、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人生观的一份说明书，以似乎十分客观公允的例证，说明一套可能并非公允的思想体系。在政治家那里，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更是治国平天下的战略、手段、目标，是主动出台的统治意志，是极尽道德宣教与武力征伐之能事而务求实现的社会空间秩序。在各时代的政治文本中，均有地理一章，故社会地理、政治地理向来是地理之学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现今欧美大学中，将地理划归社会科学门类，就是因为其十分强调地理学在说明与治理社会方面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人文发达，政治悠久，大地域王朝接踵统治“天下”。以其地域之大、区域种类之多、历史之长，在这样一部社会历史中，没有发达的社会地理之学是不可想象的。围绕王朝的建立、巩固、发展，势必形成一套专门的地理学问体系，此可称为王朝地理学。只是在不少系统考察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著述中，不注意从历史出发，而仅仅以今天的地理学框架，去格式化古代地理学的内容，力图写出一部令今人顺耳称心（而古人很可能看不懂）的古代地理学史，这是削古代地理学之足，适今日地理学之履，写出来的古代地理学已经面目全非了。比如今天重自然地理，于是就把古代所有关于自然界的记录，汇在一起，分门别类，称之为古代的自然地理学。对古人的这些零散的自然界知识，称为“知识”则可，称其为“学”则不可。学，要有专人、专书，师者讲授，学者研习，前后传承之，一脉贯通。古代并没有多少如此研习自然地理现象的传统。的确，明朝出了一个徐霞客，专门考察自然，撰有《徐霞客游记》，但仅属个别，故令当时人惊异，称其为“奇人、奇书”，且后继无人。只有王朝地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大宗，有专人、专书、师者讲授，学者研习，前后传承之，一脉贯通。

本文欲对中国古代形成并长期发展的王朝地理之学做一扼要考察。不过，此乃古代的一大套学问，博大精深，本文仅为个人一孔之见，不可能周全，况且与古人、古书对话，误解难免，谨待方家指正。

一、从“天人之际”到“人人之际”

王朝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要代表，本文考察王朝地理，儒家思想是一个重要依据。追溯王朝地理的形成，我们从上古地理思想，或说被儒家化之前的地理思想开始。那时的地理思想是人神相混，世界观不以人间的德行为上，不强调人间的文德教化，而以神的作用为主，甚至社会组织也可以神为中心而建立。章太炎说上古时代有一类神守之国，神守国不设兵卫，而名山大川却所在多有，因为它们不与诸侯之好聘，故灭亡时不载于方策。神守之“国”，应该是极其古老的社会组织，其以礼神为社会的核心枢纽，而神又存乎天地之间，所以在神守之国，首领主要是礼名山大川，执行神职。因为名山大川都具有神性，居之便可以为神，所谓“人神杂糅”。这一时期的地理思想特点是，地不是独立的，而与天相勾连，神灵贯穿于天地之间，地上的万物都与天、神有关。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虽然人们的行为都是在地上，对地势河流也利用得当，但一敞开思想，就跑到天上，纯粹的“地”理几乎不存在。

有许多这一时代的地理讲述片段保留下来，后世也总有一些好神鬼之术的人乐谈此道，讲的多是天人之际与山川的神性。例如，《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云雨，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在地上万物之中，据说最能通天的是昆仑之丘，“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2]。登山弄神，设立祭坛，已是由来许久的做法，五千年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便发现有祭祀遗址，山顶上筑有“女神庙”，其大小建筑成一线排开，似为一条中轴线，这种空间布置，表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特点。山川以其伟大的形体，令人类景仰，即使到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很浓的王朝时代，也多少还有祭祀山川的事情保留下来，但仅仅是礼仪形式，而远离了日常地理事物的主流。

传说至颛顼时，“乃命重、黎，绝地天通”[3]。什么是“绝地天通”？按《国语·楚语下》所记观射父的解释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预示着天地分、人神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条材料，另外由此产生的神转巫，对社会组织也有深刻影响。学者们对“绝地天通”的问题多有讨论，本书不再详述。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只是由此反映出来的一条对地上现实世界渐渐做独立观察，并日益重视人类社会自身主题的思想走向。关于这一走向，历代史家有不同表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孔子并不是先导，章太炎评述这件事时更推崇老子，他说：“管仲兼杂阴阳一派，有许多鬼话。老子出来，就大翻了，并不相信天地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4]杨向奎先生持有同样看法，他说：“到神守的后人老子来否定这神守与上帝，而提出‘道在帝先’。孔子更提出‘人人之际’，来代替‘天人之际’。”[5]到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时，对如何描述西域，也采取了很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自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关于西域的记载，是一篇没有“鬼话”“神话”的地理文献，在记叙异域的早期地理文本中，有别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在中国地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大型复杂王朝社会的形成，“人人之际”日益成为现实社会所层出的主题，从而也是王朝政治需要投入主要精力去处理的课题。“人人之际”在空间上的一切表现，都是地理内容，一般说就是一地之人与另一地之人的关系，或曰人文区域之间的关系。一地之人与另一地之人的关系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信仰的等等。在大地域内建立稳定的王朝，必须解决好各地人群之间的协调关系，建立某种巩固的王朝地理秩序，保证地虽偏远仍能听命于朝廷。关于这一套作为，在《周礼》中叫“体国经野”（详见后文）。在一代代“体国经野”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了王朝时代经纬大地的典章制度和记录考订地理名物的学科，古代称舆地之学。“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此皆人事”。[6]当然，古代地有神性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绝迹，其以各种形式仍一浪一浪泛出。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干大宗，或说被儒家化的地理学，主要是围绕巩固王朝与建立政治大一统的王朝地理，强调人神分、等级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统、和谐无疆等等。

二、“九州”与“五服”

《尚书》是古代极重要的一部经典，记录了距今两三千年前王室的诰命、誓言和其他大事，先秦士大夫著书立说多加以援引，自汉代立为官学以后，成为历代帝王将相的政治课本，作为治理国家的理论工具。《尚书》中的《禹贡》篇，尽管只有1193字，却历来被奉为王朝地理的经典之作，为“古今地理志之祖”，其中所谈的重要地理观念，为历代言地理者遵奉，而在《禹贡》中所明确表述出来的最核心的地理观念，当属假大禹之口而颁行天下的“九州”与“五服”。

“禹别九州”，依次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九个州，覆盖了华夏地域的所有部分，而每一个州都有对京师依等级的贡赋之责。所谓“五服”，指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由于水土平定和九州与五服的建立，于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人文世界在地理空间上塑造成形的重要历史传说，禹的大功在于从杂乱无章的洪荒世界里，确立了一个文明的大秩序，正所谓“芒芒禹迹，画为九州”[7]。这一文明地理大秩序的重要之点是等级性与向心性，要害是令“五千里内皆供王事”。这为后来一统王朝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虽然在《禹贡》成文的时候（先秦时期），九州与五服均不在现实中存在，但观念先成的情况说明，当时中国社会之内已经存在着能够被思想家与政治家察觉的一统动向，九州与五服绝不是几个智者没有社会现实依据的突发奇想，而颇具当时社会思想层面的真实性。关于华夏世界画作九州的说法不仅在《禹贡》中出现，在其他先秦文献如《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中也有九州之说，只不过九州的名字不尽相同。这一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在先秦社会上的普遍流行。九州与五服逐渐成为理解、规划华夏世界的基本原则，是四海之内任尔是“诸侯”“霸王”均不可公然否认的至高无上的大秩序。“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

五服图

清代学者胡渭归纳《禹贡》十二项地理要义：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8]。这十二要义简直包含了建立王朝江山大业的全部政、教、兵、财工作，所谓王朝地理的内容不过如此。在一统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能出现这样完备的关于大地域一统王朝的社会地理观，出现关于王朝空间规制的如此具体的设想，是令人吃惊的。这正说明，当时社会走向一统化的历史酝酿，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

唐朝的贾耽说：“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9]意思是《禹贡》是讲“中国”地理的首篇，而记述“外夷”的地理书则要推《史记》与《汉书》为先。其实，《禹贡》虽然没有对外夷做具体叙述，但对之进行了明确的定位，提出了人文地理上“华夷之限”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观念。《禹贡》五服的概念表明，以京师为天下文明的核心，离开京师越远，文明程度越低，五服中最远的两服即要服与荒服“乃在九州外矣”，就是说“要服”“荒服”属夷不属夏。关于夷夏之限，是先秦时期在许多诸侯国已然流行的观念，在《春秋》三传中多有反映。

关于华夏地域还有另一种表达，即“禹迹”，九州出现在禹迹内，“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禹迹的观念似乎很早就出现了，在讲求华夷之限的观念影响下，列国争相宣言自己在“禹迹”之内的位置。据说商人、周人都遵奉“禹之迹”，《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迹）。”《诗·大雅·文王有声》颂作邑于丰时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后世所作的全国地图，也常名之为“禹贡图”“禹迹图”“华夷图”。

无论是“禹迹”还是“九州”，都是王朝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国家的统治者除了依据武力对组成新国家的各部分进行控制外，还需要创造一种关于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树立国家法统观念。“禹迹”“九州”正是国家法统在地理观念上的表述，具有神圣性、法统性。谢维扬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清楚地指出了国家与法统地域的特殊关系：在国家建立后，由它控制的地域已逐渐成为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10]。这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九州”就是这样的特定地域，中国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概念的颠扑不破，以至今天它仍然为中国人所使用，表达国家领土的神圣性。

三、中央一统之国

中国古代很早便出现了大一统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一些外国学者很难理解。然而大地域的一统感，毕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早在先秦时代，社会中便出现了“九州”“五服”“五岳”“四海”等宏大的天下观念。传说时代的上古帝王是华夏文明开基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有组建大地域社会的伟业。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顺序，“人伦初祖”黄帝曾“抚万民，度四方”，他的活动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展示了一幅辽阔画面。后面的“帝”，一个接一个，也是同样。帝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帝尧“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舜则像是实行了大地域一统政令措施的帝王，他巡狩天下，“同律度量衡”，变四方，令“天下咸服”。至禹，平水土，置九州，更是华夏文明在大地域上确立的神圣象征。传说虽不是信史，但其中表达的大地域一统观念，则不容忽视。

古代王朝地理学的现实目标是构建中央一统的大地域王朝。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中央的绝对权威，二是施行全国的统一政令，两者相辅而行。“中国”的观念在周武王时已经出现，指的是今嵩山洛水一带，周公筑洛邑，就是实现周武王的设想，建立一个“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居天下之中的城邑，也可以说是“中国”。就起源来说，“中国”的概念与都城的核心性有密切关联。“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说的是商都，“四方之极”就是四方的中心，已经含有“中国”的意思。由于要具备核心性，中国古代都城就必须具有凌驾巨大空间范围的权威力量，这是中国都城的政治地理本质。古代地理文献上对于都城的描述，无不宣扬它的“拱极”地位，即使在自然地理位置上都城明明偏于一方，比如明清北京，但在人文理解上也照样写道“盖其神皋形胜，天府膏腴，扼四塞以居中，处上游而驭远，郁钟王气，龙盘凤舞之祥，俯视侯封，棋布星罗之势”，有“千百国朝宗之盛”。[11]在都城的形状格局上，也要突出皇帝的唯我独尊，并构成象征宇宙的形态。这些手段显示了都城在礼法等级社会中的至高性、唯一性，是增强都城在辽阔地域、众多人口之中的权威性、崇高性的有力措施。这一措施在明清北京城的平面设计上几乎达到了尽美的程度。

在古代地理书籍的叙述体系中，都城毫无疑问是叙述的总出发点，居于王朝地理知识体系的核心，由“中国”而全国，而四夷，这也是“五服”的次序。另外，都城不但是政治的核心，也是社会道德的制高点，王朝道德当然以忠君为本，而忠君在大地域王朝也有地理上的特殊表述，即我们很熟悉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类。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在观念道德上求得一统，十分重要。在中国的“元典”精神中，一开始便追求能够跨越遥远物质空间的道德纽带。圣者认为在华夏世界，“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12]，大地域的文明容许“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13]，但同时也更需要强有力的将家庭、社会、国家、天下整合为一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伦理系统。在古代社会的上层，追求“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主张“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在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推动下，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治伦理，使每一社会成员无论身居何处，均感觉皇权的存在，而这并不需要皇帝亲自出马。

皇权无所不在，是一统王朝的政治目标之一。全国的行政区划制度，是在整个王朝地域保证皇权有效存在的极其重要的手段，这是王朝地理的重要核心内容。《禹贡》十二义虽然提出了方案，但仍不能说是实际的解决。正是文武周公秦皇汉武所率领的社会实践者，具体地完成了建立有效的大地域社会机制、由区域对抗到天下一统的过渡、在多样的文化区之上成功地覆盖统一政治体系等关键性历史课题。这一王朝组建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地理过程，在这一方面，中国与其他一些只有历史、没有什么地域的小国，存在深刻的差异。自此以后，中国强调一统，全国地图多称“一统图”“混一疆理图”，全国志书多称“一统志”。

四、“体国经野”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与秦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以偏僻之国夺得天下，而面对统治辽阔疆域的历史新课题。两者在没有多少前朝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在设定国土管理制度这一关键课题上，各自都做出了重大发明。我们所说的王朝地理的实践也正是由此开始。所谓王朝地理的实践，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具体的空间上的权力层次，有效地管理国土、有效地实现王（皇）权。关于这一套作为，《周礼》称作“体国经野”，属国家管理的总纲大计之一。《周礼》原话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管理大地域的办法，西周采用的是封建制，秦国创立的是郡县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两大基本形态。秦二世而亡，汉兴，仍为大地域一统王朝，“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汉极盛矣”[14]。汉承秦制，使郡县制走入成熟。正是由于秦汉郡县制的成功实践，使先秦时代便已酝酿的大一统思想得以巩固和弘扬。

如果说《禹贡》树立起王朝地理的思想理论形态，那么《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则记录了王朝地理走入实践的真实情景。翻开《汉志》，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一统王朝以郡县为纲的国土构成，或者说是王朝的社会空间结构。它包括全国土地依郡县级别的分割方式、各行政区域的人口数目、何处何地设有工商衙署、重要地方的历史沿革、名山大川祠所位置等等。《汉志》是王朝地理学的又一部经典之作，树立了记录王朝地理的文本范例，它与《禹贡》相互结合（《汉志》中录有《禹贡》全文），开辟了古代地理学术主流的先河。后世研究王朝地理的学者都要祖述《禹贡》，上接《汉志》，许多地理文本的编纂也多因袭《汉志》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分割州、府、郡、县政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不是一劳便可以永逸的事情。它要根据“天时”“人和”的变动而随时调整地理，这正是人文地理的能动性、操作性、规划性的所在，说明地理学绝不是一门仅仅被动记录地上事物的“认识世界”的学问，它也是“改造世界”的利器。在古代王朝策略中，也包含着地理策略，如“推恩”法、“犬牙交错”等都属地理手段，用以削减诸侯势力、防范地方割据。所以不只是学问家重地理，政治家、策略家也重地理之术，讲求熟练的地理上的权力运筹。周振鹤先生曾精辟地归纳了中国古代“体国经野”，也就是地理上权力运筹的几个重大问题：分封制与郡县制、二级政区与三级政区、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犬牙交错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划的等第变化、军管型特殊政区的设立等。[15]不难看出，上列问题都是朝廷大事，解决好此类问题，远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做到的。唐朝宰相李吉甫曾亲自出马主持编纂《元和郡县图志》，这是一部中古时期重要的王朝地理著作，李吉甫说得明白，从事地理就是为佐“明王”“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用以“纽”天下的纲纪，“制”世上的群生。

关于王朝地理实际操作的成功例子，可以举西汉诸侯王国封域的变迁。汉初诸侯鼎盛时期，“内地北拒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五六郡，连城数十”[16]。但是到了汉末，通过削藩、推恩等一系列割裂、削夺王国领域的政策的实施，诸侯式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只有三四县。王侯衰微，汉王朝得以巩固。汉代对大地域政治结构的改革，是汉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它的社会波及面亦十分广泛，乃是不少问题的渊源。此外，在中国历史中我们还看到，由于管理大地域的政治需要，在疆域的重要部位，还形成了行政区域划分的反自然主义即“犬牙交错”的办法。顾炎武说河南河北必不以河为界，湖南湖北必不以湖为界，“这种行政区域划分力反自然地理的山水格局界线，加紧山两侧，水两岸之间的居民连为一体的行政措施行之有年，的确给动荡时期企图据险而守裂土自治的军政集团增添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而“原属同一政区的居民共同生活的经历养成了山水两侧非要一体不可的习惯。此种民族聚合作用不言自明”[17]。

五、“国破山河在”

在传统地理学中，的确包括对山水宏观格局的系统认识，但在人文地理占据主导地位的王朝时代，自然山水常常被纳入表述王朝疆域的话语。名山大川的宏观格局被看作是华夏大地的不易骨骼、基本框架，其最高意义是为王朝大局规定永恒分野。比如《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但分画出来的区域很快成为经典的人文区域。唐代僧一行的天下河山“两戒”说也是一例，它叙述的是天下河山的布列，而表达出来的却是传统的“华夷之限”的观念。自然地理事物含义的人文化，是王朝地理的又一重要特点。

在王朝疆域中，名山大川的选派定位常有政治考虑，著名的例子有秦始皇重序名山一事。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五岳”“四渎”的概念，对于中原国家来说，“五岳”“四渎”的方位分布比较均衡，但对于后来定都于咸阳的秦朝来说，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了，这种局面有损于秦朝的正统性。为了实现“地德”的完美，秦始皇令祠官重序名山大川的名单，增加名山的数目，使咸阳东西各有名山数座[18]，从而达到方位的均衡。不难看出，这里所谓均衡，只是相对于帝都咸阳而言，是秦朝人所感到的均衡。这是人文理解，而不是自然现象。

名山的均衡分布，标志着王朝地域在“溥天之下”的和谐性，是天下一统形势的又一表述方式。在这一方面的用心，尤以五岳观念的建立为最。五岳本是先秦时期开始形成的一套名山系统，它们之间，彼此呼应，五方相配，形成体系，构成一个超越了本身自然属性的礼法地理大坐标。它们在维中国、表华夏的崇高性、稳定性上，超越了王朝建立的任何其他区位概念。例如《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表示不是完美之事。西汉武帝时，济北王献泰山，常（恒）山王罪迁，“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说明皇权巩固。五岳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史的一件大事，而五岳本身则是王朝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19]。天子祭名山大川，为定制。运用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对政治进行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两周以至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期，在王朝地理方面，完成了充分的封建制的实践以及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深刻转变，从而解决了对广阔国土进行一统性政治建设的艰巨的历史课题。五岳从概念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地理过程的重要侧面，它一方面以礼仪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对辽阔国土的一统性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向自然景观灌注了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王朝地理语言。

“国破山河在”，王朝乱了，山河依旧，以山河为口号，向来可以振奋华夏子弟的复兴决心。中国的名山大川，几乎等于王朝的代名，“坐江山”，就是治中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江山作为政治符号的时候，是有特别秩序的，这些秩序在王朝地理的文献中有许多规定和讨论。“五岳”“四渎”“四区”“五藏”“九镇”“山河两戒”“四列”“五色土”等等，都是古代讨论过的山河土地秩序，在王朝意识形态中，它们都曾有受人尊崇的地位。如果乱了山河秩序，就是乱了天下，乱了朝纲，所以名山大川的确定，属于朝政，而并非约定俗成。参观一下北京地坛的名山祀位展览，可知清代朝廷所序列的“岳山”与“镇山”都有哪些，满人崛起于东北，东北的名山自然不会缺席。清人建都北京，地处传统中原大地的东北部，于是有人将天下山水的总方向朝京师靠拢，以歌颂帝都的崇高伟大：“天下万山皆成于北，天下万水皆宗于东，于此乎建都，是为万物所以成终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20]

归纳本文，“地”的问题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角度之一。自《春秋》作，便重视地的问题，所谓“《春秋》重地也”[21]。《史记》所开辟的王朝历史之学，从一开始，视野便紧随文明的空间步伐，西至空桐之山，北过涿鹿之野，南浮江淮，东渐于海，上会稽，探禹穴，涉大漠，登龙堆，在大空间之内，观社会发展，察人文现象。常言道：“史地不分家。”《四库》分类，将“地理”放在“史部”。的确，探索中国王朝社会的问题，不可脱离对王朝地理的研究。王朝地理，是历史过程，也是思想体系。

[1].《淮南子·地形训》。

[2].《淮南子·地形训》。

[3].《尚书·吕刑》。

[4].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术的发展》，《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5].杨向奎口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6].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

[7].《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

[8].见《禹贡锥指略例》。

[9].《旧唐书·贾耽传》。

[10].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表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12].《孟子·公孙丑上》引孔子语。

[13].《易·大传》。

[14].《汉书·地理志》。

[15].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年。

[16].《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17].李宝臣：《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56页。

[18].事见《史记·封禅书》。

[19].参见唐晓峰：《五岳地理说》，《九州》第一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20].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页。

[21].《左传》《公羊传》语。

来源：《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