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多元一体——中国史前彩陶的起源、发展与交流

中国是世界上彩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距今1万年左右就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彩陶，距今8000年前后分成东西两个艺术传统，距今6000年以后彼此交融，蔚然大观，形成以彩陶为代表的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距今5000多年以后开始与中亚地区交流，出现丝绸之路前的“彩购之路”。彩陶之路不仅是中西方文化在彩陶方面的交流，还包括顺此通道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

从大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早期中国文化加速分化，在中东部地区彩陶渐趋衰落的同时，西部甘青地区彩陶却反而愈加辉煌起来，并与中亚等地开始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史前的“彩陶之路”，拉开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说中东部地区彩陶衰落，并不是说彩陶就突然不见了，只是不如以前发达，并且还大体沿着之前的彩陶脉络往前发展，直至消亡。实际上，这个时期有些文化的彩陶还是很有可圈可点之处的。比如，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的复彩彩陶之绚烂，秦王寨类型多色彩陶之绮丽，红山文化黑彩之庄严，屈家岭文化“晕染”彩陶之自然，都令人印象深刻。至于西部彩陶，最著名的就是甘青等地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至青铜时代以后在当地演变为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彩陶，其中辛店文化彩陶上的动物纹、羊角纹等，颇具畜牧文化特色。不过，公元前3500 年以后的重点，我们还是放在马家窑文化及其“彩陶之路”方面。

20 世纪20 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放在当时的考古学水平和历史环境下去看，是很容易理解的。上面说过，中国河南仰韶文化发现的彩陶，和土库曼斯坦安诺和乌克兰特里波列遗址出土的彩陶很像，按照安特生的说法，就是“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出于一源之感想”。但他紧接着又说“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测年技术，不清楚中西方彩陶谁早谁晚，所以也就无法判断谁影响谁。但后来他还是提出了“中国彩陶西来说”或“仰韶文化西来说”，这大概是受到长期以来“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中国文化西来说从17 世纪就开始流行，很多人提出过中国文化来自埃及、巴比伦等地方。这些人可能觉得，如此伟大的中国文明，怎么可能独立起源？怎么可能与西方没有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安特生通过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找到了本土基础，但紧接着提出西来说，让很多国人失望。顺便提一下，直至现在，彩陶文化西来说或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一些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分量的，这当中既有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也有不少中国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考古学的基本素养。

安特生的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提出后，很多中国考古学家不以为然。比如李济先生就一直怀疑这样一条从西而东的“彩陶之路”的存在。裴文中先生早在1942 年就指出新疆彩陶较黄河流域彩陶晚，同样怀疑“彩陶文化西来说”，但却提出存在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的观点。1965 年，苏秉琦先生明确指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包含彩陶的文化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向西而非相反。1978 年，严文明先生发表《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理清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清楚地展现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生动图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误。1982 年，陈戈先生指出新疆彩陶东多西少、东早西晚的现象，显见彩陶流播主导方向是“西去”而非“西来”。这就是说，彩陶文化西来说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中国彩陶文化有自己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彩陶最早发源于万年以前，比西方陶器出现的年代都早。

当然，这并非说中西方彩陶文化之间不存在交流的可能性。2005年，根据彩陶文化从陕甘地区向河西走廊、新疆乃至中亚等地传播的现象，我曾提出过史前“彩陶之路”的概念。后来，我不但系统论述了彩陶通过“北道”向新疆、中亚的传播，还讨论了彩陶文化通过青藏高原“南道”向克什米尔地区的渗透，并划分出彩陶“东风西渐”的几个阶段。刘学堂先生也有过类似讨论。近年来，我发现中亚南部彩陶文化可能更早就对中国甘青等地产生影响，真正意义上的彩陶之路自然应包括彩陶的“西风东渐”在内。当然，彩陶之路不仅是中西方文化在彩陶方面的交流，还包括顺此通道在金属器、农作物、家畜、宗教、艺术、思想等诸多方面的交流。

我把“彩陶之路”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约公元前3500—前3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候陕甘地区的彩陶向西扩展到青海和河西走廊东部，同时，中亚南部彩陶可能已经影响到甘青地区。

大约公元前3500年以前，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已经从中原和关中地区，扩展至甘肃大部和青海东部，公元前3500 年以后，仰韶文化明显开始分化，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终于分化变异，形成最早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仍和庙底沟类型一样流行黑彩，图案元素仍为圆点、勾叶、三角纹，但线条繁复流畅，形成新的风格。

曾在青海最东部的民和县阳洼坡遗址，出土过类似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只是花瓣中有多个线条，应该到了庙底沟时代的末期，也就是公元前3500 年左右。与其同出的，还有一件大菱形图案内部装饰锯齿纹的彩陶盆，这样的奇特彩陶以前在中国没有见过，却在中亚南部同时期的纳马兹加二、三期文化当中非常流行。我推测青海的类似彩陶的创意，应当源自中亚南部。可以作为旁证的，是这一时期在甘肃天水的师赵村、傅家门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绵羊、黄牛，而研究证明这两种家畜的发源地是在西亚。

马家窑文化可能部分与最早的羌人有关。“ 羌” 字上头就是“羊”，可见西部牧羊人就是羌人的基本形象，当然现在知道羌人主要还是以种植小米为生的。“羌”从羊，而羊来自西方，说明羌人文化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特色，也暗示羌人在此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必将扮演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

所以说，这个时期是彩陶之路的第一阶段，标志着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

第二阶段，是大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期间，在中亚南部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在中国新疆和甘青地区仍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这个时候，甘青彩陶文化向西扩展至河西走廊西部，西南向渗透到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进而远距离影响到克什米尔地区。

大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发展成了马家窑类型。在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还依稀有着庙底沟彩陶的底子，如螺旋形主题，圆点、勾叶、三角纹元素，但线条更为繁复、流畅，热烈流动，弥漫在整个器物上，弧线自然天成，横线平直苍劲，而有些线条末端锋芒毕露，跨越数千年，仍能感到作者挥毫绘彩时的淋漓酣畅。马家窑类型的彩陶，达到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马家窑类型不仅彩陶精美，而且极富开拓精神，其向西南和西北方向传播影响的程度之大、距离之远，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罕有其匹。

马家窑类型彩陶从甘肃南部拓展至四川西北部的茂县、汶川一带，见于营盘山、姜维城等遗址。有人甚至认为四川西北部的这类彩陶就是从甘肃直接贸易而来。但看营盘山等的彩陶，线条迟滞，有甘肃彩陶之形而失其魂，当为本地制造无疑。马家窑类型的影响还沿着青藏高原东缘的“藏彝走廊”一路南下，到达云南西部地区，不过已经不见彩陶了！

比这条线路更靠西，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到了青海的共和盆地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共和盆地同德县的宗日墓地，出土了两类风格迥异的彩陶。一类和甘肃的几乎一模一样，应该是甘肃来的工匠制造；另一类比较难看和“另类”，折线纹歪歪扭扭，所谓“变体鸟纹”更像个变形的大脚丫子，颜色也偏紫褐色。估计是“马家窑人”从甘肃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地早已有不会制造陶器的人群生活，他们彼此融合，既制作马家窑式精美陶器，也将当地一些有机质器物（难以保存至今）上的花纹复制到陶器上，制造出“另类”的“宗日”式彩陶。

在更远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也发现了和马家窑类型近似的陶器，但彩陶已经不多见了。卡若文化人群也和马家窑人一样种小米吃小米，他们用的掐谷穗的爪镰或者石刀（古代正式的名称叫“铚”），和马家窑的很相似，就连刀背略下凹的细节都一样。可见公元前3000 年左右马家窑人或者羌人已经登上了海拔3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这些马家窑人可能还沿着青藏高原南缘，一直跑到了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在克什米尔布尔扎霍姆遗址（Burzahom）出土的陶器，跟西藏卡若的很像。他们使用的凹背双孔石刀，也和马家窑类型、卡若文化的基本相同。这类陶器和石器在克什米尔地区昙花一现，不久就被当地文化同化了。不过，公元前2000 多年，在克什米尔地区还有小米的种植，可能羌人的文化传统还没有断绝吧！

当然，公元前3000年以来应该也存在从西向东的文化传播。比如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几件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大通上孙家寨的一件，五个人手拉手，同德宗日的一件，十三个人手拉手。就跟现在西藏人跳锅庄舞一样，可能是一种宗教习俗。这种多人舞蹈图案，以前在中国内地从来没有发现过，但却在西亚和中亚地区长期流行，西亚九千多年前的岩刻上就有舞蹈纹。距离中国比较近的，是伊朗北部锡亚尔克（Sialk）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年代也是在公元前3000 年或稍早。另外，曾经在甘肃东乡县的林家遗址，发现一件测年接近公元前3000 年的青铜刀，不排除受到西方青铜技术影响的可能性。

第三阶段，大约在公元前2500—前2200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亚南部锯齿纹彩陶的长距离东渐，可能导致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开始流行锯齿形彩陶。

半山类型彩陶当然是基于马家窑类型，但却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出现黑色和红色两种颜色构成的复彩，而马家窑类型基本不见红彩，我们曾论述过，这个主要是东部内蒙古地区的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类型等向西远距离影响的结果；二是突然开始流行锯齿纹，这应该是来自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等地的文化，上面说到更早的时候这类锯齿纹已经传播到了青海东部地区。这种半山类型的锯齿纹彩陶，当初安特生发现的时候，认为是专门给逝者制作的器物，锯齿纹就是“丧纹”。上世纪60年代，严文明先生带北大的学生到兰州青岗岔遗址发掘，挖了一座房子，里面就有锯齿纹彩陶，证明安特生的说法不正确。

公元前2000多年，在甘肃、中原甚至山东等地，已开始出现小麦，这也是发源于西亚的一种农作物。考虑到新疆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小麦已经到了公元前3000 年，可以推测小麦大致就是通过中亚和新疆传到甘青的。另外，此时在甘青地区陶器上出现了不少像尖顶帽子的符号，我叫它“尖顶冠形符号”，类似符号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常见，也应当是西来的。可见这个时候锯齿纹彩陶的西来并非偶然。

第四阶段，就是大约公元前2200—前1500 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已经西向扩展至新疆的东部。

马厂类型是马家窑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彩陶粗犷，一种蹲坐的蛙形图案最具代表性。马厂类型被东来的齐家文化所压迫，一路向西，最西到达新疆的哈密盆地，发现于哈密的天山北路墓地等处。这说明这个时候新疆东部已经纳入了早期中国文化圈。之后马厂类型在河西走廊发展为四坝文化，在哈密盆地发展为天山北路文化。同时，这个时候来自欧亚草原的青铜器和青铜技术对新疆、甘青、内蒙古甚至中原地区都有较大影响，有一种带倒钩的铜矛，属于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宾诺（Seima-Turbino）遗存的东西，却突然出现在甘青、山西、河南等地。中国的马和马车也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从欧亚草原传进来的。在这次西方青铜文化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变革，普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进入夏王朝的晚期，我曾称之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

第五阶段，大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彩陶从新疆东部向天山中部传播，甚至向中亚南部地区传播，促成了费尔干纳盆地楚斯特文化（Chust）的形成。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它的彩陶来自甘青，这个时候开始西向传播。现在主要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虽然曾经有过彩陶，但在公元前2500 年以后就消失了，一千年后彩陶的再次兴起，当与来自新疆的影响有关。当然，此时也有不少西方文化因素继续东传，比如人工冶铁，传到新疆、甘肃等地，甘肃临潭磨沟墓地的人工块炼铁可以早到公元前1450 年。

以上五个阶段的“彩陶之路”，是距今5000 多年以来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缩影。我们看到，有时候是“西风压倒东风”，有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体上则是相互交流的态势，并不存在极端的中国文化西来或者西方文化东来的现象。

最后总结一下。最早产生彩陶的西亚、南亚和长江下游，都是最早出现农业的地方。其后彩陶文化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向周围扩展，也都基本是伴随着农业文化的扩散，尤其是黄土高原一带，成为彩陶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所孕育的仰韶文化被誉为“黄土的儿女”。即便是克什米尔地区作为彩陶文化余绪的布尔扎霍姆文化，已经不见了彩陶，但仍是分布在黄土地区的农业文化。后来彩陶文化向天山南北绿洲地区扩展的过程中，畜牧业成分逐渐加入进来，但农业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前彩陶文化基本都是农业文化。也只有定居程度较高的农业社会，才能满足彩陶创作所需要的优裕时间，才能提供彩陶使用和储藏所需的稳定条件。